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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件仓库:戴汉志与艾未未一路同行的往事

 5月23日,艾未未将自己的三件作品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戴汉志:5000个名字》的大型回顾展中撤出,这一事件引发各方争议,多为知名艺术家公开表明立场,让这次“撤展”事件持续发酵,着实给沉寂了很久的当代艺术圈带来一场重磅口水战,并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这一事件往前追溯,要回到十几年前,老友共同创立“艺术文件仓库”的故事。

  与汉斯的相识

  1994年的某天,在北京团结湖旁边的一家餐厅里,冯博一、艾未未、徐坦、戴汉志、李永斌等几位当时的前卫艺术工作者聚在一起吃饭。据策展人冯博一回忆,组这个饭局的人是徐坦。当时徐冰、艾未未、曾小俊、冯博一共同编著的《黑皮书》刚刚面世,在中国从事中国当代艺术家资料整理的戴汉志先生看到之后感觉很满意,他很重视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大家相互认识一下,所以通过徐坦组了这样一场饭局。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其实挺尴尬的,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就是一起吃了顿便餐而已,徐坦也没说几句话,李永斌更是没话说。”冯博一笑着描述当时的情景。饭桌上的戴汉志与艾未未都未曾预料到他们俩在未来将是“一路同行的人”,所以饭桌上也并未有太多交流。这顿尴尬的便餐,在冯博一心里留下了戴汉志与他们几位初识的印象。

  荷兰人戴汉志(汉斯)Hans van Dijk(1946-2002),由于对中国明式家具的兴趣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1986年来华,曾经在南京学习中文,之后逐渐开始接触中国艺术家,他变卖了在荷兰的设计所和汽车,提着一个木箱就来中国了。在中国,他痴迷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组织展览和艺术交流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

  戴汉志作为组织者在1993年促成了他的第一个中国展览:“93年1月份,戴汉志在柏林做了中国前卫艺术展,这是最早的大展之一,由此西方公众开始认识中国前卫艺术,展览还曾经在欧洲进行巡回展出。这个展览与栗宪庭策划,张颂仁参与组织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几乎同时开幕。”从1994年春开始担任戴汉志助手的张离回忆:从1993年直到2002年在北京离世,戴汉志策划展览、组织活动共六十余次。

  新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NAAC)是戴汉志定居北京之后创立的公司,这就是“艺术文件仓库”的前身,公司的成立让戴汉志在北京立足,也让他的工作有了依托。“在之前例如他在柏林策划的展览,都是以个人或者学者是的身份在推广中国当代艺术;而依托在一个机构之下,做事可能会避免一些随意性,也会有更正式的名义。”

  虽然叫作公司,但NAAC是没有在北京本地进行工商局注册过的,但很庆幸的是:“我们在长安街上的中国邮政系统注册了一个邮箱,自己去印刷厂做了信封,给公司设计了一个logo,英文缩写跟中文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logo,信封作为机构的通信地址写的是邮箱。这个事情做成之后,对外发布就是机构的名义发布,做了一系列活动都是用机构的名义做的。”

  回忆当时的情境,张离的表述是“挺艰苦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当一些办公因素逐渐建立起来,戴汉志能够更好地对中国当代艺术家进行研究,但他的方式近乎痴迷。张离在一篇《回忆汉斯》中曾经这样描述汉斯的工作:“因为无法取得工作签证,汉斯每3个月或者半年需要前往一次香港办理旅游签证,他利用这样的机会往返于广州、上海和北京之间,与很多活跃的年轻艺术家建立了联系。汉斯的工作方法极为严谨和细致。他对当代艺术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全景似的扫描。通过在数据库(data bank)中组建不同类别的分类方式,如按照艺术家的性别、年龄、出生地、媒介、内容倾向等,可以进行多种方式的组合分类查询。这个数据库对应和关联着编目清晰的画册、杂志、资料夹、图片、手稿、信件、笔记等等,具体到存放的位置和页码,通过查询可以迅速地找到某一位艺术家或者某一范畴的丰富全面的信息。汉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资料工作,他常说,‘一个数据库就是一个天堂’。”

  张离作为戴汉志的助手,与他一同在西城区展览路的民居里工作了大约四年时间,累计了大量艺术家数据,并举办了赵半狄、张海儿、丁乙、王兴伟、罗永进、郑国谷等众多艺术家的展览和交流活动。

  理想的合作伙伴

  艾未未对冯博一这样评价戴汉志:“汉斯特别不容易,隔三个月就得跑一趟香港去办签证的事儿,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整理工作,我对他的这种方式和态度是很佩服的。”

  戴汉志与艾未未,一位是西方进入中国的当代艺术调查者,另一位则是中国进入西方的当代艺术家。对于他们为何会共同创立艺术空间,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广,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他们有不同的资源,所以就合作了。”

  1999年,戴汉志与艾未未、比利时收藏家傅兰克一起,在北京南五环附近的龙爪树建立了我们所熟知的艺术文件仓库(CAAW),他们把家具仓库改造成艺术文件仓库的展厅,并举行了的首展。

  将位于农村环境的仓库打造成展厅,让已经不再与戴汉志先生一起工作的张离在参观艺术文件仓库的首次展览时的确有点惊讶:“展厅挺大的,我当时感觉展览条件比中国美术馆都好。实际上就是一个破房子,但是地面整修得很好,墙壁整修也特别认真,我就觉得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展览,比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都好。”在这个空间,共举办了共18场展览和艺术活动。

  在建立艺术文件仓库之时,艾未未已经对建筑发生了兴趣,他在草场地先修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住进去。随后又在草场地租了一片地专门盖艺术文件仓库,最终在2001年建成开放。

  从1999年艺术文件仓库的建立到2002年戴汉志先生的离世,三位一直以相对比较稳定的方式保持每个月一至两次展览,合作艺术家也包括徐坦、吴山专、顾德新、李永斌、丁乙、张恩力等众多前卫艺术家,所以在2000年左右,艺术文件仓库与红门画廊、四合苑画廊在北京城内是为数不多的几家画廊,而艺术文件仓库则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者,也是当代艺术从业者必定前往的实验性空间,从而一直保持着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强大影响力。

  在艺术文件仓库的运作过程中,三位合伙人有着默契的配合:首先,戴汉志在多年扫描、搜集中国当代艺术家资料的过程中掌握了大量艺术家资源,所以他在空间中主要负责联系艺术家和作品,对展览的整体格局有一定的把握;其次,因为艾未未是北京当地人,所以他能够租到仓库,他也能租到地、盖房子;收藏家傅兰克先生则主要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同时也提供一些欧洲展览机会并引进一些欧洲基金会的运作方法。所以他们三位走到一起,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合作方式。

  所以在后来纪念戴汉志时,艾未未说他是与自己“一路同行的人”。

  戴汉志的离去 空间的消退

  在草场地的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艺术文件仓库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前卫艺术机构本应迎来的是其壮大发展,但伴随着的却是戴汉志身体的衰弱。“草场地的开幕在2001年1月份,他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走路很缓慢,有一点腿脚不太灵便的感觉。”

  即使这样,汉斯先生依然每天从通县打一辆黑车到草场地上班,他像是一个勤恳的员工,像一个年轻人。十来年间,汉斯一直在自己的工作中组建的是年轻的团队,这些成员如今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力量,包括尤莉(Jule Noth)、张离(黎)、张巍、孙红宾、谢文跃等。

  同样作为戴汉志的助手,谢文跃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在跟汉斯先生工作的几年中,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汉斯先生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没有区分,他的生活也就是工作。

  也就是这样与工作无法分开的生活让他病倒。其实很多艺术家朋友都知道戴汉志的身体一直不好,他不会照顾自己,他爱吸烟,喜欢喝啤酒、浓咖啡,谢文跃说他抽的烟是两块钱一包的都宝,啤酒是简装燕京,咖啡是云南的乐寿。艺术家洪磊说:“汉斯每天除了工作,便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画廊院子一隅的阳光下喝着浓烈的咖啡读书。”

  “汉斯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人。看上去弱不襟风,但骨子里又是极其坚强,对任何困难从不畏惧。他为人非常严谨,做事情认真。总是能把他的工作及生活搞的井井有条,他的生活内容就是他的工作。”很多人都这样描述戴汉志。

  2002年3月份,戴汉志病倒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并最终于2002年4月29日12时20分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艺术文件仓库的运营再也回不到完美的三位合伙人的状态,空间从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4月连续举办了九场展览之后,其影响力也随着汉斯的离去而逐渐消退了。艺术文件仓库的展览开始变得不定期,甚至有时候会长期关闭,但平均每年都会举办一到两场实验性很强的展览。后期空间与麦勒画廊进行合作,但工作重点转移至麦勒画廊。

  直至2011年,傅兰克先生去世,艺术文件仓库举办了其最后一个展览:毛同强的“我有一个梦想”。

  艺术文件仓库的故事从起到落,印证了一位热爱中国当代艺术者的生命轨迹;空间的命运就像戴汉志的一生,纯粹而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对于这样的一位老友的纪念,艾未未与傅兰克共同组织了戴汉志的追悼活动,并于2003年9月举办了一场纪念展览《戴汉志和他的一百零七张照片》,展出的是戴汉志遗物中的107张宝丽来照片,在前言中,艾未未谈到:“照片里面的内容轻松、随意、平淡,宝丽来的即时性和瞬间性与汉斯的一生相映,光影恍惚、形影难分、转瞬即逝。艺术文件仓库将这些珍贵的照片部分展示并印刷成册,以纪念这个与我们一路同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