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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乡规民约大观》前言


乡规民约又称乡规、寨规、合约、规约、禁约、公约、村规民约等,是特定地区内居民共同遵守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内容涉及护林、水利、社会公德、会社规约、议事合同、兴教公约等方面,可分为教化性乡规民约、告知性乡规民约、禁止性乡规民约、奖励性乡规民约、惩戒性乡规民约和议事类乡规民约等,也有综合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性乡规民约。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乡规民约定义为“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又称乡约。在城市称街规民约。”[①]刘建荣认为,乡规民约是指在特定的乡村社区,乡村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而共同商量、共同讨论、共同制定出来,每个乡村居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的行为规范。[②]谢晖将乡规民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认为广义的乡规民约泛指一切乡土社会所具有的国家法之外的公共性规则,包括习惯法、家庭法、狭义的乡规民约以及官方在乡民社会的非正式经验等方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帮助、指导”下,由乡民们“自觉地”建立的相互交往行为的规则。它既不是官方单向度的命令,也不是民间纯粹自治地决定的结果。[③]我们认为,凡在国家法律体系而外的,由当地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调整本地区社会成员社会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准则),都属乡规民约的范畴。乡规民约不仅包括我国古代乡约制度下产生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现代政府主导下制订的“乡(村)规民约”,还包括社会成员为调整彼此利益关系而制订的或官方调解民间纠纷而制定、认可的各种规则。它一般具备如下特征:(1)地域性,即乡规民约的内容必须与本地区的事务有关;(2)普遍性,也就是说乡规民约的适用范围较广,几户居民的合同、契约等不是乡规民约;(3)规范性,即对本地区居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4)强制性,对违反规范,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我国乡规民约历史悠久,其思想与制度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周礼》。从现有史料看,1973年在河南出土的东汉石券“汉侍廷里父僤老买田约”是现存最早的乡规民约[④],距今已近二千年了。北宋学者吕大钧在其家乡蓝田制定和施行的《吕氏乡约》(亦称《蓝田乡约》),堪称我国古代乡规民约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其进一步完善(史称《增损吕氏乡约》),使之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教育的正统教材;明代学者王守仁仿《吕氏乡约》颁布了《南赣乡约》;至民国,梁漱溟也曾仿照《吕氏乡约》在山东邹平等17县制定并推行“乡农教育”。
随着乡约制度的不断发展,我国乡规民约的发展经历了由民间自发产生到官方引导或制定实施的过程。东汉至明代,乡规民约主要由民间自发产生,如东汉的《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石券》,北宋的《吕氏乡约》、南宋的《增损吕氏乡约》以及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的《雄山乡约》等。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颁布了《圣训六谕》成为后来乡约宣讲的主要内容,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颁行的《南赣乡约》开启了官府倡办、督办的局面,嘉靖以后,明廷开始在全国推广乡约,明代的乡规民约显现出了“地方官订定规条和朝廷六谕相结合”[⑤]的特点。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康熙)、《圣谕广训》(雍正)、《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恢复并发展了乡约制度,各地也产生了大量的乡规民约。北洋政府时期颁布过《自治条例》,中华民国时期颁布过《地方自治条例》、《乡自治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88年开始试行,1998年通过,2010年又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法律上认可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同时也对乡规民约的制定给予了引导和支持。
在云南,乡规民约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从相关考古史料和民族学资料看,云南的民间自治由来已久,谢本书等认为,三千多年前的元谋县大墩子的先民就已经建立了“村寨头人管理制”、习惯法等形式的基层民主制度[⑥],南诏时期建立了“村邑理人处”基层组织[⑦]等。据现有史料,至迟在明代云南即出现了乡规民约,清代是封建社会云南乡规民约发展的巅峰时期,民国尚未完成乡规民约的近代化转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所见成文的乡规民约极少,1980年代以后,随着法律上对基层自治制度的认可,乡规民约亦因此发展迅速,其规范性日臻完善。与全国其他地区保持同步发展,在形式上逐步趋于统一,但在内容上地方特色十分显著,体现了云南各民族和谐共居的社会生活。
一、明代:云南乡规民约之起源
虽然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中央政权即对西南地区设制,但长时间内“其行政,中央政权殆少过问。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迟缓”[⑧],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有限。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加强对云南地方的治理。元代的爨僰军屯,明代的卫所及军屯制度,以及清代的汛塘制度,“从内地各省迁来大量汉族人民到云南,与原住各族人民错杂而居”[⑨],带动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及生产的迅猛发展,中原文明亦从此开始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云南地区。
云南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主要由各少数民族书写,他们的文明进程相对落后于中原汉族,进入封建社会也较晚,多数民族的文字也在明清时期才出现,保留至今的文献资料则更为匮乏。多数乡规民约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多无文字记载,现有的资料也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加工整理而成的,如今已经很难考证出其源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层政权及其制度(如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头人制度),少数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制定过寨规之类的乡规民约,形成了符合本民族风俗习惯的乡规民约(习惯法)。有学者曾发现过一些彝文乡规民约碑刻,如武定县法窝乡的大西邑有一通“乡规民约碑”,但因字迹模糊,无法获得全文。据当地彝老讲,其内容为“共同保护乡土,抵御外人入侵。”[⑩]还有分多村的“咪哩莫山界碑”、新平县“雨勺彝文水文碑”[11]等。但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由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乡规民约。
从已有资料看,明代云南已经出现了乡规民约。宣德年间的《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是我们找到的云南最早的乡规民约,于正德十四年立的《(洱源县邓川镇)洗心泉诫碑》堪称云南乡规民约的典范,该规约谓“凡我同乡饮此水者,……非特供饮济渴而已,必也涤去旧污,滋长新善。为父正,为母慈,为兄爱,为弟恭,为夫义,为妇顺,为子孝,为女洁;为士廉,为友信,为仆勤,为婢实,为富仁,为贫忍;为长者以身教,为幼者以心学。善者众共尊之,恶者众共除之。邻保相助,患难相恤。过失相劝,德业相成。……”尽显教化乡民之用意,同时也可以看到它受《吕氏乡约》影响的痕迹。但明代乡规民约样本太少,很难再现云南当时的总体情况。虽然嘉靖以后明廷在全国推广乡约,但云南是否已受其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等等问题,亦因文献不足而无法考证。在明代,我们也没有发现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乡规民约。
二、清代:云南乡规民约之发展
清代是云南乡规民约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康熙以后,各地乡规民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本书收录的清代云南乡规民约有101份,遍布云南全省。整体而言,它们有如下特点:
其一,清代云南乡规民约种类齐全。据其内容可分为:(1)综合类乡规民约,即内容包括社会成员生产生活诸方面的规约。如《(宜良县)万户庄乾隆乡规碑(一)》,其内容既有“崇礼让、敦信义”等教化性质的规约,也有“禁斫伐、禁践踏、禁偷窃”等禁止性规定,涉及教化、山林田地保护、社会风俗改良等方面。(2)护林类乡规民约,即调整社会成员的山场林地关系的规约,主要包括植树护林、封山育林两类。如《(禄丰县川街阿纳村土主庙)封山育林碑》从封山育林的组织管理(树长、山甲)、封山地界、违犯规约的惩罚等方面做了规定。(3)水利类乡规民约,即调整社会成员彼此间的水利关系的规约。如《(牟定县新桥镇)迤西冲坝水规》四条,规定了用水对象、开闸日期、水沟界限情形等内容。(4)防抢防盗类乡规民约。如《(隆阳区)左官屯、西山村立丛防盗碑》规定“更有远近贼盗偷二村财物、五谷、六畜等项,俱以角声为号,务须戮力捕捉,若一人不至,即与贼同谋,定许逐出”。(5)禁赌类乡规民约。如《(云龙县检槽乡)公议戒赌文》规定了三条戒赌乡规,包括罚款、禀官究办等措施。此外,还有移风易俗规约、行规、厂规、家规等乡规民约。
以上规约,以综合类、护林类和水利类规约最多,规约内容亦有涉及以上一种或多种类型的,如《(腾冲县清水乡)朱星街禁赌防盗碑》主要涉及禁赌和防盗两个方面。此外,如果就乡规民约的形式而论,教化性乡规民约、告知性乡规民约、禁止性乡规民约、奖励性乡规民约、惩戒性乡规民约和议事类乡规民约均有。
其二,清代云南乡规民约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主要由中原传入云南,而且清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清代部分少数民族乡规民约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已经与我国中原地区的相差无几。但也有体现了少数民族自身特色,融合了传统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约,如《(剑川县)蕨市坪乡规碑》规定“女子四十岁以下,不得入寺门”;轩勒是汉族和阿昌族共居的村寨,其《(陇川县)阿昌族村村规民约》规定“汉家闺女不得随行塜面”等。
其三,清代云南乡规民约部分已受清廷“圣谕”的指导。清廷先后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恢复并发展了乡约制度。在本书收集到的清代乡规民约中,《(官渡区阿拉彝族乡)小麻苴彝族村乡规碑》(康熙五十三年)有“体圣谕之言”等语,《(云龙县)长新乡乡规民约碑》(道光十七年)明确指出,“我朝圣谕,上亦有联保甲以弭盗贼,和乡党以息争讼,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讲律法以惊愚顽,笃宗族以昭雍睦等数条者”,即该乡规民约是在此圣谕的指导下制定的。而《(剑川县)蕨市坪乡规碑》(道光二十一年)更为明确:“即遵上谕十六条内所宜此地者数条,勒石垂碑,以正人心,以敦风化,共为良民,斯成仁里矣。”此外,《(云龙县)炼登乡规民约碑》(道光十七年)也明确其是在圣谕广训的指导下制定的。同时,《(呈贡县大王营等七村)乡规民约碑》(嘉庆十四年)亦指出,“圣谕广训,虽经广为宣讲,但村居僻壤者难以周知,请令各村绅士或事集人,或于朔望之期,逐细宣进,化导愚顽,咸知礼法。”并据此制定了若干条乡规民约。
其四,清代云南乡规民约讲究务实。清代云南乡规民约已受圣谕的影响,表现在其内容上即教化特征显著,其以《圣谕广训》及其他儒家经典为依托,要求乡民“崇礼让、敦信义”、“孝顺父母、尊长敬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其内容一般存在于综合类乡规民约或其序言之中。而崇尚教化的根源,则多为“世风日下,古道无存”,“世风迁移,人心变诈”,“恐人心渐灭,寡廉鲜耻”等。但总体而言,清代云南的乡规民约十分务实,除少数综合类乡规民约内容稍显空泛外,其主要内容还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主,其护林类、水利类、防抢防盗类和禁赌类等乡规民约,少有长篇大论者,均以当地实际情况为依据,简明扼要地规定若干规则。
其五,清代云南乡规民约已重视取得官方的认可。《(江川县)永远遵守护林碑》认为“盖闻条例不经官示,虽众论至公,亦属徇私制事,不顺人情,即当面服从,实难终理固然也。”故多数乡规民约属于民间确定条例,而请当地官员“给示勒石,以正乡规,永远遵守”(《(开远市)白棕棚一同碑》语),如《(宜良县)响水沟碑》、《(师宗县)八寨乡革弊条规通告碑》、《(呈贡县大王营等七村)乡规民约碑》、《(宜良县)永济塘碑》等。这其中又以护林类和水利类乡规民约最为显著,其封山育林、水利水规类规约的制定均因社会成员间产生矛盾冲突,他们据传统或旧规开列条规若干,请当地官员判决并颁行条规,而形成乡规民约。
三、民国:云南乡规民约之过渡
民国是我国近代化的重要时期,持续时间较短且社会动荡。当时云南相对封闭,其乡规民约基本没有受到民国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条例》、《乡自治制》等规定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主要是清代的延续。至民国中后期,我国的近代化变革开始影响云南乡规民约,但其范围仍然有限。
整体上,民国早期的乡规民约主要是清代的延续,内容主要以山林、水利、防匪防盗、族规等为主,其形式、体例与清代并无多大变化,如《(盈江县)昔马黄桑坡护林公约》、《(石林县)封山碑记》、《(隆阳区板桥镇)光尊寺之山佃摆菜新寨等处灌溉田亩水规碑记》、《(盈江县)昔马某寨护林公约》、《(盈江县)昔马黄桑坡护林公约》、《(元江县)因远白族乡规》、《(江川县)土官田村禁山碑记》等。另外,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些民国时期制定的族规,如《(大理世德堂张氏)祖训十诫十务浅言》、《(大理世德堂张氏)十宜祖训》和《(大理世德堂张氏)族中弟子侄公约》,但它们并未受到近代新思潮的影响。
民国中后期,云南乡规民约开始受到我国近代化的变革的影响,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开始有所创新,如民国十四年制定的《元江县风俗改良分会规约》首次在形式上创新,将乡规民约在体例上以“章、条”的形式写出,最后一条规定“本规约自公布之日施行。”这标志着民国云南乡规民约开始向近代化转变。在收集到的乡规民约中,《元江县风俗改良分会规约》、《牟定县官村封山护林规碑》、《(鹤庆县金墩积德屯)公立乡规碑记》和《弥勒县甸惠渠修沟用水规约》等在形式、内容上较之封建社会有所进步,具有进步性。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三年立的《(鹤庆县金墩积德屯)公立乡规碑记》明确其村政大纲“目的在尊重三民主义,促进村中之自治,以期达到化合大同为标准。”明显地受到了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其进步性值得称赞。但总体上,民国时期云南乡规民约并未成功地实现近代化变革。
四、新中国:云南乡规民约之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政治国家完全压制了社会自治的空间,乡规民约在表面上似乎销声匿迹。[12]1980年代以前的乡规民约,我们收集到的数量极少,仅见《金平县营盘乡丫口村(苗族)寨规》(20世纪50年代)、《弥渡县第二区大横箐水利管理委员会用水公约》(1954)、《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洼垤公社它才者大队森林保护管理制度》(1962)和《双柏县丫口人民公社护林防火公约》(1966)等数份。其内容主要围绕着护林防火、水利等问题,以及一份寨规。就其语言和形式而言,已经与现代乡规民约相差无几,如《弥渡县第二区大横箐水利管理委员会用水公约》第一条即明确目的:“为了巩固和改善五三年水利调整后的成绩,充分珍惜水量,扩大灌溉面积,完成增产任务,特制定本公约。”这一时期的云南乡规民约主要是因民间实际需求而由村民自发制定和实施,并未得到政府的支持及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和活动从农村社会自发兴起到国家自觉提倡和规范,乡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形式得以恢复和发展。[13]时至今日,乡规民约已经成为我国地方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村庄都已经制定了相对规范的乡规民约,其基本职责仍然是教育乡民以及村庄自治。我们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云南乡规民约109份,收集时一方面考虑到资料获取的方便性,另一方面注意到地域及民族的代表性,每个地州、每个民族都有多份乡规民约收录在内。同时为了体现乡规民约演变历程,我们将某个具体村庄不同版本的乡规民约一并收入,如《西山区梁源办事处村规民约》与《西山区梁源社区居民公约》。
这一时期,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是其主要特征。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也为乡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的乡规民约,尚无相对固定的范本可循,其形式相对多样化,但是均以当时政府倡导的政策为主,其目的也多为“为了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为了进一步搞好农业生产,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内容也斗都包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户户争做‘五好家庭’”等。随着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生效通过,1990年代以来的乡规民约,其内容和形式均已逐步规范和完善。1998年通过、2010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在法律上认可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同时也对乡规民约的制定给予了引导。这一时期,乡规民约在形式上逐步规范,2004年云南省民政厅等四个部门颁发了“关于印发《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两个示范文本的通知”,更是规定了乡规民约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
1980年代以来的云南乡规民约以综合类居多,专门性规约仍以护林防火、水利为主。综合类的乡规民约其内容和形式相对完善,俨然一部村民自治法规,涉及社会公德、土地管理、森林管理、水资源管理、社会治安、婚姻家庭、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民事调解、敬老爱老、环境卫生、村风民俗、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形式上亦十分完善,包括总则、各规范条款、奖励与处罚、裁决与执行、附则等,这一类规约是以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同时,各村(社区)在原有框架之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改动,如《西山区梁源社区居民公约》结合当地实际,加上了“集资入股与收益分配”的内容;《腾冲县马站乡兴华村村规民约》结合当地特色资源,新加了“特色保护”方面的内容。所以,各乡规民约虽然形式类似,但内容雷同者较少,且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当然,也有少数村(社区)并未按照政府引导或建议的基本框架制定,而是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如2002年制定的《玉龙县黄山镇南溪村满中村民小组乡规民约》,内容十分简单、精炼,根据实际需要制定规约五则。而专门性的乡规民约,则以当地自发制定和实施为主,其内容和形式各成体系,以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为主,如《姚安县小苴大队管水用水规定》从水库管理工作及违法规则的处罚两大方面做出规定。
此外,《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村规民约》独辟蹊径,以“顺口溜”的形式编制乡规民约,虽然没有一般的乡规民约那么规范,也没有具体的奖惩条款,但她的宣传、教育效果应当比规范的乡规民约更明显,也更容易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
五、独具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习惯法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绚丽多彩的云南文明由各民族同胞共同创造。历史上,云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但只有彝族、纳西族、藏族、傣族等几个民族的文字使用较为广泛,目前尚有一定的历史文献。其他少数民族则因无文字或本民族文字推广不广等原因,目前很少见到其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故我们收集云南各时期乡规民约文献时,见到的基本都是汉文文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云南各民族历史上不存在“乡规民约”,据近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调查,历史上各种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普遍存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它“约束和调控着民族成员的行为,使民族村寨的秩序井然有序、社会稳定而持久。”[14]是不成文的乡规民约,成为了解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重要资料。本书“附录”收录了部分经研究者收集、整理后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更为全面地展示云南各民族各时期的“乡规民约”,并供相关学者在研究中使用。
纵观各习惯法,因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习惯法之间差别较大。如彝族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其习惯法本质上是以维持黑彝奴隶主的利益为目的的;勒墨人(白族支系)则氏族、家族观念浓厚,在习惯法面前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西双版纳傣族的习惯法则尽显其宗教特征……当然,因地缘、血缘关系,各民族习惯法之间也存在诸多类似之处,如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头人”制度;有对无法弄清的案件是非曲直时进行“神判”的习惯,神判的方式包括捞油锅、赌咒、拔火桩、闷水等;怒江州的怒族、独龙族、傈僳族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普遍通过“械斗”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等,在婚姻家庭中的“男权”思想等。
从习惯法中,还可看出云南少数民族纯朴的传统美德。如勒墨人有敬老的优良传统、有好客的传统,“主要不在家时,客人肚子饿了可以进屋找东西做饭,吃完之后把碗筷、家具收拾好,以后有机会时向主人说一下,或主人自己知道了,也并不见怪”。怒江州傈僳族“出门不必带粮食,到谁家就吃谁家,主人不在家,也可自已煮吃,主人回来并不为怪,但应等到主人回来才能离去”“外出做生意的人,路经无人烟之地,可在去时将粮食挂树上,回来再取吃,无人偷吃”“外出时家里的门也不关锁,有的干完活,农具也放在田头,也很少有发生偷窃的事”。

文献的收集、整理是传承历史文化,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份乡规民约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特定村寨的民族习惯、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甚至与其自然环境都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乡规民约都对研究历代基层政治制度,乃至社会文明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特定地区而言,是研究当地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与习俗等的重要资料。
在云南,民国以前的乡规民约文献,散见于各地方志、文献辑录以及碑铭石刻等文献之中,当代的乡规民约,主要保存、张贴在乡村地区以及见于地方志和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文献之中,查找利用不便。我们将历代云南乡规民约文献辑之成册,以供研究者参考使用。
囿于时间、精力和学术视野的限制,本书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11月